大巴灵顿宣传(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是由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三位教授联合发起，于2020年10月4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大巴灵顿签署的一份宣言文件。这份宣言针对COVID-19疫情，提出保护高致命风险群体，而对其他群体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使之形成群体免疫。大巴灵顿宣言的发起人反对社交活动受到限制的公共健康政策。这份宣言从发布之日起就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议。

虽然大巴灵顿宣言所宣称的目的是为了在疫苗启用之前保护正常的社会生活，保护大众的健康，但是一旦把宣言所倡导的方式引入到公共健康政策中来，极有可能产生不可预测的社会秩序的混乱，甚至和宣言本身所追求的目标完全相反。加拿大有相当一部分民意反对封城，反对强制戴口罩的政策。他们在温哥华、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等城市组织游行。他们的诉求与大巴灵顿宣言有很多相通之处。这份宣言所描绘的前因后果在很多方面考虑地不够周到。这些缺陷使这份宣言不宜被政府的公共健康政策采用。

1. 前提不存在。大巴灵顿宣言称：“并且让学生不能在学校上学是非常不公平的”。加拿大各地除了在疫情刚开始爆发的2020 年春季学期以后，即使从9月起疫情二次爆发，秋季学期基本上仍然在正常进行中。加拿大并没有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封城。除了娱乐、旅游、交通运输、餐饮等行业受到疫情的极大打击以外，其他行业基本上没有大面积停顿。既然没有大面积停顿，也就没有反对全社会政策性停顿的前提条件。

2. 数据存在质疑。大巴灵顿宣言称：“我们知道，老年人和体弱者的COVID-19死亡率比年轻人高一千倍。”如何界定老年人呢？是符合退休年龄的人，还是80 岁以上的人群，或者是在长期护理机构中居住的人群呢？如果把退休的人群作为老年人，显然1000倍这个数据是没有人会相信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保护高致命风险按人群就是去了可操作性。

3. 无法实现的老年人护理方案。大巴灵顿宣言称：“ 疗养院应聘用具有获得免疫力的员工。”加拿大目前的感染率是0.53%，也就是大约每200人中有一个确诊病人。显然大多数医疗护理机构中的员工还没有被感染。没有被感染就不会出现抗体，也就不具备免疫力。那么，去哪里雇佣已经获得免疫力的员工呢？

4. 伦理危机。群体免疫需要整个社会至少达到60%的感染率。按照加拿大将近3800万的人口来计算，至少需要2280万人感染COVID-19。加拿大各地的死亡率差别相当大，安省4.68%，魁省6.40%，BC省2.16%。即使以乐观的1%死亡率来计算，在达到群体免疫之前，加拿大会因疫情死亡至少22万8千人。从疫情开始至今，由于疫情加拿大全部死亡人数少于1万。这项宣言带来的公共健康政策将同时可预计造成22万人死亡。这样的政策将会是一场巨大的人道和伦理危机。

5. 未考虑后遗症因素。现在对COVID-19痊愈后的身体状况的评估还相当不足。已有一些报道指出部分痊愈的病人仍然会不时出现一些难以预测的不适。这些不适是否是由于COVID-19病毒的后遗症引起还有待研究。但是在缺乏相关研究的情况下如果贸然采用群体免疫的策略，将来会有极大的群体后遗症风险。

6. 未考虑二次感染的因素。痊愈者身上带有抗体，能够产生免疫力。但抗体的有效期仍然是未知数。如果免疫力持续时间不够长，就会有二次感染的风险。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整个社会就会进入一种无穷往复的循环状态。

7. 缺乏动态分析。宣言的一个前提是低风险人群的死亡率很低。加拿大的医疗条件好，有全民医保，医院 的软硬件条件也很齐备。这些条件是低风险人群低死亡率的保证。但是，当采用全面放开的群体免疫对策后，突然增加的病人会快速压垮加拿大的医疗系统，类似的情况20年前就在安省流感爆发时发生过。如果COVID-19感染者得不到及时治疗，死亡率还会低吗？2020年9月18日，联合国报告指出也门的疫情的死亡率已经达到24%。原因是缺乏资金，个人防护用品，供水，卫生与清洁设施严重缺乏。加拿大在疫情第一阶段不也是出现了防护和清洁消毒用品严重短缺的现象吗？群体免疫带来公共健康形势动态变化，没有体现在大巴灵顿宣言中。而加拿大各省在总体应对策略上注意到了集中爆发对医疗资源的压力，采取了压平曲线的方式，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病床短缺的情况。加拿大目前要求加强个人防护，防止集中爆发的措施显然是合理的。

综上所述，大巴灵顿宣言是在不确切的前提条件下，缺乏足够的量化分析和风险评估的产物。这份宣言在加拿大既不具备实施的必要性，也不具有实施的可操作性。最大的问题在于忽略了风险因素，而只考虑理想状态。政府在公共健康政策中如果引用大巴灵顿宣言，可能造成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

附加资料：压平曲线与医疗系统的承载能力

压平期限是假设总体被感染发病人数确定，而把可能在某一个阶段集中发生，通过各种措施，把疫情的时间段拉长，避免医院负荷过载的方法。

(Image credit: Johannes Kalliauer/ CC BY-SA 4.0)

压平曲线在疫情中的作用可以追溯到1918年西班牙流感爆发时期。美国费城官方忽略了专家对于病毒已经在社区中传播的警告，继续允许游行活动。从游行结束后的48到72小时起，疫情造成的大批死亡开始出现。在6个月里，一共死亡16,000人。而同一时间的圣路易斯，市政当局听从了警告，立即关闭了学校，限制旅行，要求保持社交距离，鼓励做好个人卫生。6个月里死亡人数仅仅是费城的1/8，2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