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7月30日早上，Halton警方搜查了Burlington位于Francis Rd.和Plain Rd. E的一所民宅，查获了价值$1200的处方药品和32克大麻。处方药物包括了萘比隆，可待因，阿普唑仑，喹硫平，利培酮，盐酸安非他酮和奥氮平等。警方逮捕了两名嫌犯，均为Burlington居民，并分别向他们发出持有、意图转运，意图贩卖、未经授权销售处方药品的指控。 警方对这所民宅的调查起源于附近多个居民向警方报告这所民宅有可疑的活动。警方从7月初开始调查，发现了转运处方药品的踪迹，并获得了搜查令，终结了这个药物中转窝点。 我们的社区安全需要有一位居民的共同努力。不论是邻里守望，还是及时向警方报告可疑的活动，都会为社区带来平安。如果有非紧急情况需要向警方报告，请拨打灭罪热线：1-800-222-TIPS (8477)。 (图片来源：Halton Police) 1

今年受COVID-19疫情，加拿大的各行各业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商场、餐馆、娱乐场所等不得不暂时关闭，旅游业停滞，航空运输等行业也只能维持在一个相当低的开工率上。停工成了普遍现象，因疫情造成的暂时失业使很多家庭失去了收入来源。加拿大联邦政府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出了为期16个星期的加拿大紧急响应福利CERB，以帮助突然失去收入的家庭能够平稳度过这以艰难的阶段。 CERB政策非常及时，申请也很容易，免去了很多在EI时需要的文件材料和等待期。申请以后前会很快到帐，体现了急事急办的特点。每一个月$2000的额度对于事业在家的人也比较恰当，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所需。随着疫情的发展，联邦政府在最初16周的基础上，延长了8周，按照目前批准的计划这项紧急福利一共24周。 CERB作为一项稳定收入的紧急措施，受益对象必然是由于疫情生活来源受到重大影响的人。政府的正向紧急措施CERB经过几个月的发放，现在是阶段性总结CERB定位是否精准的时候。 根据菲沙研究所报告，有40万名18-24岁仍与家庭收入10万以上的父母同住，2019年全年收入介于$5000与$12000加元之间的在校学生领取了每月$2000的CERB。这部分联邦政府CERB的总支出是48亿加元。而另外一组18-24岁28万7千3百名2019年全年收入介于$12000与$24000之间与父母同住的在校学生，也领取每月$2000的CERB。联邦政府为这一部分CERB的总支出是34亿加元。从这两组数字明显可以看出，CERB福利收入对于以上两组福利领取者大大多于他们在2019年同样24周中的总收入。福利收入大于工作收入，说明每一个人都收到同等金额的福利是一项可以被质疑的分配方式。 在另一种情况下，当一个人因为疫情而收入减少，但仍然维持在$1000以上时，福利申请的网站会提示此人不能申请CERB，而需要申请EI。申请EI的好处是领取失业保险的时间超过CERB的24个星期。可是，申请EI需要ROE等文件，等待时间较长。而且如果这个申请人刚开始工作不久，没有达到申请EI的最低工作小时数，EI申请可能被拒。这一类仍然在疫情中坚持工作的人可能领不到任何福利，这不但不公平，还会给这些坚持工作的人带来收入上的损失。而在疫情中维持在低收入水平但无法申请CERB或者EI的人，会因为冒着被传染的危险坚持工作而收入低于完全失业的人。这种状况会使福利领取者宁可不回去工作，也不愿意冒被传染和再次失业的风险。当一项政策成为就业的阻碍时，这项政策就必须做出改变。 由于疫情发生后，加拿大采用了提高货币供应的方式，尤其是增加巨幅M0，就是通过印钞来刺激市场的消费能力。这样的结果会使加拿大本已非常之高的赤字雪上加霜。出于对政府债务的担忧，社会上已经有了停止CERB的呼声。我们必须考虑到，即使很多省的经济正在逐步重启当中，整个经济和就业状况都非常不稳定。政府的救济措施应当继续保持，但是，眼前已经发现了很多问题必须立刻着手解决。CERB应该按照以往的收入按比例发放，并且要让回到工作岗位的人不要有再次失业的后顾之忧。简单来说，经济救济政策应该延续。救济政策不应该遗漏仍在工作的人，而且要通过福利发放方式的动态调整鼓励回归工作岗位。目前的CERB发放方式不够精准。 （本文标题图片取自Fraser Institution的CERB报告） （关于本文图表中的M2和M0，请参看关于货币供应中的几个概念）

1963年8月28日，在华盛顿大游行中，马丁·路德·金博士在林肯纪念堂前作了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其中一个梦想，马丁·路德·金博士说道：“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人人生而平等，不应当以肤色，性格，和宗教信仰区别对待。《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民权运动，但是，又经过了将近60年，马丁·路德·金博士圆梦了吗？ 《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以后的第二年，美国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64年民权法案。这部法律正式把因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来源国而形成的歧视行为定为非法。民权法案终结了在学校、工作场所、和其他公共空间中的种族隔离。这部法律尤其是把美国南北战争之后重建法案中的宪法第14修正案中的公民权利和宪法第15修正案中的平等投票权更加明确了。民权法案使马丁·路德·金的梦想向着实现的方向跨出了一大步。 美国联邦的民权法案在随后几十年里在各个州被更加明确化和细化。1996年，加州通过了第209法案，这是一部加州宪法的修正案。此法案禁止了在雇佣公务员、签订公共服务合同，和公共教育中考虑种族、性别，和族群因素。加州第209法案进一步使马丁·路德·金的梦想又迈进了一步。 可是进来年在平权的口号下，这个梦想的最终实现却开始逐渐离我们越来越远。2011年，加州参议院的SB-185提案要求在大学录取时考虑种族、性别、族群等因素。该提案最终被州长否决。但事情并没有结束，2012年加州参议院推出了SCA5州宪法修正案，该提案删除了209法案中规定的高等教育领域的内容。这部修正案在州参众两院通过后，由于亚裔社区的强烈反对而没有进入公投程序。可是，事情仍然没有结束。2019年，加州众议院又推出了ACA5州宪法修正案，要求取消加州第209法案的内容。该修正案已经在听证会上通过，将进入公投程序。 在教育和其他领域中开始恢复考虑种族、性别等因素，并不会消除种族问题，反而会加剧种族问题，甚至使种族退化。即使第209法案的反对者认为在加州的非裔和西语裔族群在竞争大学的录取方面成功率低，需要特别照顾，但是我们无法否认，身份政治的保护伞为受到特殊照顾的族群贴上了缺乏竞争力的标签，使他们逐渐丧失进取心。另一方面，大学不得不录取在学术能力没有达到要求的申请人，降低了大学的毕业率。我们不能忘记，当加州第209法案通过以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毕业率从26%跃升到52%。难道我们要回到国务过去的低毕业率的时代？ 非裔和西语裔族群需要得到社会的关心，帮助他们提高在学术和就业方面的竞争力。希望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梦想“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早日实现。 （请参看美国宪法修正案关于重建法案的内容）

WE Day开始于加拿大，后来扩展到了美国和英国。这项活动通常在大型体育场馆举办。活动的主旨是激励年轻人关注社会，积极参与到改变社会的进程中来。WE Day的节目包括了演讲和演艺明星的表演。从2007年开办至今，已经有20万以上的观众。特鲁多家族最近被曝光涉及WE慈善组织的金钱丑闻，但这里我要把关注点集中到WE Day本身。这项教育活动中夹杂着什么样的世界观。 作为一项教育活动，舞台上的形象，演讲内容，表演的节目都会带有教育含义。绝大多数观众是小学生或者中学生，自然会把从舞台上看到的当作榜样，明星们的表演更会被模仿。活动结束以后，孩子们会很容易地从互联网上找到那些明星其他更多的表演节目。所以，选择什么样的演艺明星，在活动上表演什么样的节目会成为向学生传递世界观的重要方式。WE Day有很多积极向上的演讲和节目，但其中也穿插着一些节目，如果家长们在场，看了未必会很舒服。 上面的图片来自于2014年10月22日Jennifer Lopez在温哥华We Day上的表演。如果只看演出服装，我们还会认为这是一场面向成年人的表演。J-Lo向两万名中小学生表演的节目中包括了她的Booty这样一首充斥着性暗示的歌曲。其中的部分歌词： Booty, booty, booty, booty, booty everywhere / Look at her booty, stop, stare / They love that booty, hell yeah / The way she twerk it,…

安省政府（韦恩省长任内）在2016年3月的预算中计划创建一个安省基本收入试点项目(OBIP)。2016年11月起经过三个月的公众咨询，2018年4月完成报名后实施。该试点项目实施后不久，安省福特政府开始执政。福特政府在2019年3月终止这项试点。这个决定引起了很多基本收入参与者的不满。我们可以根据OBIP项目的设计，简单算一笔账，探讨这项试点是否有必要继续实行下去。 OBIP项目被选择在Hamilton(包括Brantford和Brant)，Thunder Bay与周边小镇，Lindsey三地进行。项目把参与者分为两组，其中4000人将会领取基本收入，而另外2000人作为对照组，并不能领取基本输入，但会定期提交问卷。项目参与者必须符合低收入要求，单身人士年收入的上限是$34,000，或者一个家庭年收入上限$48,000。与收入相对应，一个单身人士每年可以领取$16,989减去年收入的一半，一个参与的家庭可以领取$24,027减去家庭年收入的一半作为基本收入补贴。 我们可以作以下假设来简化计算。先把报名参与领取基本收入的4000人算作2000个单身人士和1000个家庭。再把其中单身人士的平均年收入假设为$24,000，并把一个家庭的年收入假设为$30,000。基于以上假设，安省一年需要为OBIP项目的基本收入部分（管理费等不计）支付1900万元，平均一个参与者一年可以获得$4751。安省并未加增额外的省税来填补这一项支出，相当于从现有的安省财政收入中支付，平均到安省每一个25岁及以上的纳税人为$1.87。因此，单从OBIP试点的角度来看，不会给安省带来很大的财务负担，而对于收到OBIP支票的参与者，每年$4751的额外收入确实能显著改善生活条件。 一项试点是否有意义，不能只看试点的结果本身，还要看试点成功以后能不能推广。根据FAO（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Office of Ontario ）的报告，2016年安省的收入收入相当平均。如下图所示，收入最低的1/5和第二个1/5的人口受惠于各种税务优惠和补贴，税后收入高于市场收入。第三个1/5的人口市场收入与税后收入基本持平。只有第四个1/5和收入最高 的1/5人口的缴税额超过了税务优惠和补贴。从收入分布分析，能够从省税中为基本收入做贡献的纳税人占全部纳税人的一半，而符合基本收入领取条件的至少占全部纳税人的20%。按照每一个基本收入领取人平均$4751的收益计算，安省每一年需要发放总额为96.63亿元的基本收入，而安省的一半纳税人需要为此平均每人额外缴纳1900元的省税，而且这还没有计算所有符合基本收入领取条件的人还要享受额外的药物和牙医福利。而中高收入人群需要自己购买或者通过公司购买这些福利。这些福利的花费还没有被记入上面基本收入的成本当中。 $1900！突然这样大额增税，显然不现实。可以想象，即使福特政府不提前终止这项试点，即使这项试点大受欢迎，如果不重新核算这项计划的成本并重新设计，这将是一个无法从试点中毕业并被全面推广实施的项目。